尼克·史密斯
    一个来自英国曼彻斯特西南小城的指挥。14岁起担任合唱团指挥和管风琴师。16岁时组建室内合唱团;读中学时获全英作曲大赛第一名;就读剑桥大学期间,担任过该大学圣约翰学院音乐协会主席,并发起创办了“剑桥新音乐协会”。1991年,尼克·史密斯作为一名志愿者来到中国,一住就是12年,曾指挥过北京新空气、巴罗克室内合唱团等多个合唱团,在中国合唱百年专场音乐会上,成为第一个整场指挥中国曲目的外国指挥。作曲家李焕之先生叹道:“没想到尼克能把中国作品,包括中国民歌都处理得如此精湛!”
    我五、六岁时就开始参加唱诗班的活动。那时,唱诗班里每周至少有两次表演,而且是两套准备,以备意外。就这样,表演和训练的机会很多,自然地接触了和音乐相关的很多东西,自然也就知道了音乐是怎么回事。英国的许多指挥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里熏陶出来的。在英国没有专门的指挥学院,但英国的合唱水平应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
16岁时,我组建了一个合唱团。因为我想演奏德琉斯的作品,而我的高中老师不喜欢,他钟情于早期作品。可我喜欢,我想演,于是我就自己做了。
    但我还是挺佩服老师的,因为他并没有阻止我。后来,我到了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它的合唱团是全世界最好的。有人说是剑桥的国王学院,但它的许多著名指挥都是圣约翰学院出来的。在圣约翰学院,我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括作曲。而且那里什么作品都可以演,给了我们充分的发展机会。
    我觉得剑桥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各个不同专业的学生都住在一起,我对面的是搞法律的,楼下的是搞地理的,和他们在一起,你会接触各种自己原来接触不到的东西,这对我是很有益处的。人不能是封闭的,尤其作为一个音乐家,要有丰富的感受,才能用美丽的音乐表达生活。学生们在晚上,或是私下里,三四个志趣相投的聚到一起,自己做音乐,不同专业的同学都有。每个人都会筹到一些钱,作为演出活动的经费,聚到一起成立了“剑桥新音乐协会”。协会经常组织演奏自己的作品音乐会。有时听众爆满,可有时就只有几个人在听。我们并不在乎观众有多少,只在乎所表达的音乐。
    我觉得一个环境带给你的一种观念上的认识很重要。比如从培养指挥上讲,中国或是美国的教育有些比较重视形式。就是先要学会音乐,先要学会打拍子,再学指挥。这个概念是不对的。音乐这个东西,外面看很容易,对每个人来讲几分钟就可以掌握。但要知道它是怎么回事,自己很清楚在做什么就很难了。我很感谢我后来的指挥老师,是他让我明白了音乐是怎么回事。再举个例子,“圣约翰学院”附中的孩子,聪明极了。他们天分很高,从小就知道怎么利用时间,而且做得非常到位。而在中国,家长都是要小孩子一天要做几个小时的功课,孩子没有什么时间去接触音乐。但音乐就是这样,你爱它,动它,才会学到它。
    中国人很聪明,很好奇。一些常规的曲目对中国音乐听众没有新的刺激,但音乐世界里优美的作品太多了,演奏过的曲目毕竟只是少数,这是一个多好的市场!所以,最开始演出的时候,我们都要介绍音乐、介绍作品。
1998年,我担任北京巴罗克室内合唱团常任指挥,演出的曲目从文艺复兴时期吟咏世俗爱情的英国牧歌,到巴罗克大师亨德尔的《加冕赞美歌》,晚期浪漫派名家福安的《安魂曲》,直到20世纪大师斯特拉文斯基朴素真挚、传统东正教风格的《圣母颂》,这些都是中国合唱舞台上难得听到的作品。并设置了自己的网站:www.beijingbaroque.com,搭建起舞台之外与合唱音乐爱好者的连结空间。
    说到合唱,我想从亨德尔谈起。亨德尔是个杰出的作曲家、管风琴家。有一幅著名的漫画。把亨德尔画成一只弹管风琴的猪。自然,亨德尔当时大光其火。不过,正如所有好漫画一样,这个形象有一定的事实依据。用猪来刻画他是有其意味的。亨德尔向来以贪吃著称,经常吃得昏天黑地。在他伦敦的寓所中专门辟了间屋子,储备大量啤酒和美味。每次有不速之客来访,他就一个人躲进屋子里大吃大喝,来访者不走就不肯出来。他我行我素,顽固不化,但他的作品的精美是不容置疑的。他的风格集中了德国式的严谨、意大利式的奔放、法国式的浪漫,又在合唱传统极为厚实的英国找到了他艺术生长的土壤。正是经由英国传统的赞美歌的创作,亨德尔才逐步迈上了他艺术的巅峰,这就是他不朽的清唱剧《弥赛亚》。听他的合唱你会发现,原来合唱是会笑的,而且是开怀大笑,是发自肺腑的喜悦……亨德尔是会笑的大师。
    我很喜欢中国音乐,它们的旋律很美。中国人很有音乐才能。《黄河大合唱》、《南泥湾》、《梁祝》……都是我喜欢的。但我最早接触的是中国的革命歌曲,刚到中国时,我说我要到一个很热的地方去,于是就到了湖北。结果到了那以后,他们只跟我说湖北热,没有说冬天冷得要死,没有暖气。在湖北咸宁时,每年都举办革命歌曲比赛,所有教师都要参加。我记得,当时唱得最多的是《东方红》,很有特色。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中国歌曲,它们就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缺少了哪一首曲子,我的生活中就缺少点什么。
    中国的音乐很美,但坦率地说,中国的合唱还很稚嫩。在中国,专业合唱团大约要1个月才能排好一部像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这样的大作品,而英国的职业合唱团只需排练1个星期左右就可以进棚录音了。许多人会觉得难以置信,在英国及很多欧洲国家,职业教会合唱团每天演出30分钟的音乐只花一个半小时排练,每周6天,每年40周。通常每次演出两部作品,这样算下来,一年就积累了480首不同的曲目。大多数合唱团2—3年后才开始重复自己的曲目,同时也在不断补充新作品。并且大部分作品都是用原文演唱的,从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到俄语,合唱队员可以不会外语,但依然唱得字正腔圆。
    你也许会提出,中国不像欧洲那样有着延续了几百年的合唱传统。不错,可中国同样没有欧洲国家的交响乐传统,然而,至少中国大城市的交响乐团目前已经具备了基本水准。为什么合唱却落得那么远? 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外语。排外国曲目就免不了要应付几门外语,而交响乐作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合唱团长年来重复着少得可怜的曲目,听众自然心生厌倦,懒得去听。
    我可以列举一大堆理由证明合唱对音乐文化至关重要,从复调音乐起源于合唱传统,到合唱对训练听觉、培养对音色与平衡的敏感的实际功效。但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因为我相信,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这一点与中国的音乐发展紧密相关———合唱能使人轻而易举地感受到语言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中国并不缺乏技术到位、能演奏或唱好每一个音符的音乐家,但实际的演出效果往往不理想,声音单薄发干,没有弹性和张力,音乐仿佛没有“气”。一个好的合唱团不是按小节线,而是按歌词来演唱的———我的意思是,应该由语言自然的抑扬顿挫来决定乐句的节奏、强弱、音质。同理,器乐也应该“讲话”,现在之所以许多音乐听上去干巴巴的,就是因为演奏者对不同音乐的节奏、声音没有感觉。而合唱无论唱合唱还是听合唱使人在相互协作中领悟到语言的神奇,培养对节奏和声音的敏感。
    进而言之,大家都承认不同国家的交响乐团和合唱团都有自己别具一格的声音和风格。他们的独到声音和风格正是基于该国的语言,经由对此十分敏感的音乐家指导形成的。各自独特的声音和风格又为音乐文化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灵感。在欧洲过去的300年里,各国间彼此借鉴大大激发了音乐的繁荣发展。我们发现,身为德国人的莫扎特着迷于意大利语的节奏,另一位德国人亨德尔移居英国,法国作曲家弗兰克对瓦格纳推崇备至。中国人演奏西方古曲音乐可以达到互相借鉴、教学相长,这正是由于因为音乐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微妙。也许通过合唱训练可以提供链接东西文化的阶梯吧!